结合《意见》要求，提出几点建议： 编制县城发展规划。

第二层意思，要对症下药。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，特别是着眼于人、发力于人，以开放促竞争，以竞争促创新。

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数据，中国灵活就业人数已达2亿，其中绝大部分就业都集中在数字经济领域，特别是经济很活跃的一些城市和地区，比如外卖骑手、网络主播都是近年新兴且快速增加的岗位。最近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地方性意见、条例或法规，其中有些侧重保护消费者隐私和国家数据安全，有些则侧重保护企业数据权益。因为这些问题都还不清楚，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，哪怕是试错，也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对的方向。这几年我们也在讨论所谓卡脖子问题。我国的数字经济这几年发展不错，但真正来自中国的创新技术很少，这次政协会议特别强调要突破关键技术。

中国这些年的数字经济发展很快，有些企业仅用几年时间就壮大了起来，是因为一批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，他们有重新组合资源的能力、敢于承担风险、有胆识以及很强的执行力。顶层设计主要是指方向，画底线，把往东还是往西的大方向说清楚，把什么事不能干、什么局面要避免的底线画清楚。事实上，根据张文朗和彭文生（2021）的分析，美国的反垄断讨论与执法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就沉寂下来，但从2016年以来重新活跃，并主要针对数字市场。

不过，如果不能认清数字经济的内生特性，就很难有效应对政策挑战。第三大内生特性，就是数字市场可以在线不在场。某个物质产品或实体式服务的客户人数上亿，这个企业就会被视为非常大的巨头。在前算法时代，在数据成为大数据之前，许多数据毫无用处，恰如随处可扔的废料，所以个体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权属意识，更不会索取数据的价值。

这些内生特性具有本质性意义，在探讨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和竞争秩序时至关重要。认真执行公司治理有关准则，也有利于抑制投资家和企业家的不当行为。

Kaplan和Stromberg（2003）的分析表明，风险投资家和产业创新者通过灵活的合约进行风险分配，有力地促进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和产业化。五、数字产业的创新政策与资本红绿灯政策 产业组织政策也需考虑如何促进和引导产业创新。首先是自我优待（self-preferencing）。六、结语 数字经济方兴未艾，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，另一方面带来了政策议题，特别是反垄断、反不正当竞争等产业组织方面的政策议题。

而互联网平台的用户人数达到十亿或几十亿，其典型产品被这些用户高频度地使用，这在物质产品和实体式服务领域是不可想象的。而在数字经济时代，个人的任何行动、动作、言辞、表情，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，都可能具有可用性，特别是当数据体量膨胀为大数据，低价值密度的数据就具有了挖掘意义，而个人不可能没有任何动作、语言、表情，也不可能对所有动作、语言、表情的信息都选择授权或不授权采集使用。这些基于数据和算法的典型新行为，自动性、隐蔽性非常强，可以大规模、高频率地实施，人们和厂商很可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，受到自我优待、拒绝交易、差别化定价等方面的对待。建立数权和算责体系，就是要识别那些负面作用，遏制新公害的形成和蔓延，从而可以让正面作用得到更自由和更充分的发挥。

Scherer和Ross（1990）就曾指出，从理论上来说，过于分散的市场和过于集中的市场，都不利于创新的开展，如果企业不能获得创新租金，它们就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继续创新，因为后续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。这实际上就是数字企业如何设计商业模式、如何设立企业与用户之间商业关系的问题，进而如何通过更复杂、更巧妙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关系来改变企业间竞争态势的问题。

看来，至今为止，仍然没有一个数据权属理论能够确立主导地位。第三，人们被算法的强烈诱导性所影响，并产生严重的注意力经济和致瘾性等问题，以及导致极端性问题。

当成为产品市场赢家的态势比较明显的时候，会得到更多资本的加持，会进一步提高在资本市场估值，而投资者当然会因此而获益。为了建立这个体系，法庭的作用非常重要。数字技术的主要处理对象是数据和信息，而不是物质材料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我实现，即被资本挑中的竞争者，在获得资本加持后，就有更多的资源来强化自己在产品市场上的相对地位，并设法削弱其他竞争者的市场力量，最终真的成为产品市场的赢家，尽管其在被资本挑中之时并不一定是产品市场最强的竞争者。大数据的价值，来自于极大量、多种类、速变动数据的关联与合成。在这些内生特性的主导下，数字经济产业组织的焦点不再是市场结构，而是自我优待、拒绝交易、差别化定价与激进补贴、杀手型并购等策略性新式行为。

这些典型的策略性新式行为，是否真的排斥了公平竞争、形成了垄断，是否真的根本性地损害了消费者福利，从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，其实并不容易作出准确判断。利用技术手段设置不同的收费机制，也即改变信息产品的排他性（excludable）或非排他性（unexcludable），从而与非争夺性形成不同组合，既可以成为一件竞争之矛，也可以成为一件排斥竞争之盾。

从长远来看，在数字革命浪潮中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将需要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，而建立一个能够嵌入未来的、基于场景的数权（data rights）体系，就如过去几百年里，在工业革命浪潮中，建立了一个包括物权、债权、股权等权利主张在内的产权（property rights）体系一样。而搜索平台利用索引、算法、排名方法、排序方式而实施的排他性和歧视性行为，也与数据高度相关，而不在于差别化对待行为本身。

风险资本对数字行业的大胆投入，可以使获得足够资本的企业在长时间里忍受亏损。对数据和算法的利用，无疑会带来无以估量的正面作用，譬如提高效率和便利性、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、丰富人们的知识和趣味，等等。

例如，美国新布兰代斯主义反垄断思潮代表人物之一，联邦贸易委员会（FTC）主席Khan（2017），曾对亚马逊等数字巨头企业的低价竞争行为、多元业务结构作出严厉批判。数字企业通过对数据的采集与分析，完全可以系统性地识别人际差别，从而通过算法实现商业目的，甚至把对性别、地域、种族、肤色等方面的态度植入商业活动中，譬如对高收入群体杀熟、对低收入群体拒绝交易，以及对不同性别和地域的客户实行不同对待，等等。肖冬梅和文禹衡（2015）则从数据人格权的角度探讨了数据产权问题，认为数据人格权是一种与隐私权很接近的新型权利，但数据人格权有别于传统隐私权，所以数据确权具有高度的复杂性。根据对我国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与概括，吴韬（2016）将我国关于数据权利与权属的主流观点概括为4种：新型人格权说。

欧盟在几年前就颁布实施了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，并提出了《算法问责及透明度治理框架》。拒绝交易更复杂，因为一般情况下，市场主体有拒绝交易的正当权利。

之所以新，是因为在数字经济的发展的初期，大数据投入的重要性和关键性，并没有凸显出来。当市场结构不再成为聚焦点的时候，企业行为，即那些排斥竞争或不当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策略性行为，以及其他一些受非议的特别行为，则成为主要关注点。

要加强规制，提升监管能力，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计算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，计算能力很可能是数字经济中最核心的能力，而算法将成为难以想象的重要角色。

这些信息资料，还算不上大数据。事实上，2022年3月，美国与欧盟宣布原则上达成的《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》，就提出欧盟将设立一个独立的数据保护审查法院（data protection review court），来审理数据流动和利用中的诉讼并提供救济。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，那些巨头企业，包括近乎独占细分市场的互联网平台企业，尽管处于强烈的反垄断压力之中，并受到了不少严重指控，但并未被要求分拆以改变市场结构（张文魁，2021）。它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大部分，其中互联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。

譬如，虚拟人和数字分身已经出现，脑机接口技术可能很快得到应用，智能机器人将具有学习能力和情感表现，等等，如果缺乏合理、足够规制，会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问题。而如果不能认清是数据而非算法更具关键意义，不能进而厘清新公害背后的数据权属，就难以为规制政策确定正确方向。

总的来看，那些典型行为，主要包括如下几类。不过数字经济的新技术，及其派生的新服务、新模式、新业态，却对产业组织带来巨大影响，并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。

尽管美国、欧盟和我国已经拉开了这方面政策的序幕，但仍需从长计议。因此，数字经济产业组织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防止新公害方面。